第四十二章 饥饿的尺度
一
2058年12月26日。大马士革，总统府。凌晨。
总统在办公桌前坐了一整夜。没有睡，也没有合眼。面前摊着三份文件——俄罗斯人的撤离时间表、韩非子的大马士革局势预测、以及一份手写的名单。名单上列着二十三个名字：他要在离开之前单独见的人。有军官，有工程师，有地方官员，有一个他叫不出名字的面包店老板——哈立德在报告中提到，那个叫阿卜杜勒·卡里姆的老人在老城市场关店前，把最后六个大饼送给了一个抱孩子的女人。
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见这些人。也许是为了告别，也许是为了确认自己执政的三十二年里，这片土地上的确生活过一些不靠谎言和阴谋活着的人。也许只是为了在飞机起飞之后，闭上眼睛时，脑子里有画面可看。
门被敲响了。不是哈立德——哈立德已经去塔尔图斯了，负责安全局的先期转移。敲门的是办公室主任，一个五十多岁的文职官员，头发花白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镜片后面的眼睛布满血丝。
“总统同志，车准备好了。第一站是粮库。”
总统站起来，把那份名单折好，放进胸前的口袋里。和女儿的信放在一起。心脏的两侧——一边是父亲，一边是总统。他不知道哪一个更重。
走出办公室时，他回头看了一眼。办公桌上那盏台灯还亮着。他没有关。也许下一个坐在这间办公室里的人会关掉它，也许不会。灯亮了这么多年，已经不需要谁来关了。
二
大马士革，粮库。凌晨四点三十分。
粮库位于城市南郊，靠近机场公路。灰色的混凝土建筑，没有窗户，只有几扇厚重的铁门。门口停着三辆军用卡车，引擎在寒冷的夜风中冒着白雾。士兵们站在卡车旁边，手里握着枪，眼睛盯着四周的街道。没有人说话。
总统从车里走下来，粮库主任迎上前。他穿着西装，没有打领带，皮鞋上落满了灰尘，像是在仓库里走了很久。
“总统同志。”他伸出手，总统握了一下。
“还有多少存粮？”
粮库主任沉默了几秒。“理论库存，小麦一万两千吨，大麦三千吨，大米五百吨。但——”
“说实话。”
“账面上的数字。”粮库主任的声音压得很低。“实际库存不到一半。配给系统在霍姆斯陷落后就乱了。卡车的油料不够，司机的出勤率不到百分之四十。有些粮食被截留在路上了，有些——被提前分配了。不是盗窃，是……大家都在给自己留后路。”
总统走到仓库的铁门前。士兵拉开沉重的门闩，铁门吱呀一声打开。里面是一片巨大的空间，堆满了一袋袋的粮食。但在手电筒的光柱中，他看得很清楚——那些粮袋只占了仓库不到一半的空间。空旷的地面上有老鼠在跑，肥硕的，吃得很好。
“剩下的这些，能撑多久？”
粮库主任低下头。“如果只供大马士革，控制配给量，最多三周。”
“三周之后呢？”
没有回答。
总统站在仓库里，冷风从门外灌进来，吹得他的外套紧贴在后背上。他看着那些粮袋，看着那些肥硕的老鼠，看着空旷的水泥地面上自己的影子。影子被手电筒的光拉得很长很长，像一根从黑暗里伸出来的手指。
“从今天开始，配给量减半。所有存粮统一调配，优先供给医院、学校和防御部队。民用配给只发面粉，其他物资暂停。你亲自负责，每天向我报告库存变化。”
“是。”
总统转身走出仓库。身后，铁门沉重地关上了。
三
大马士革，老城市场。上午八时。
阿卜杜勒·卡里姆站在自己面包店的门口，铁栅栏已经拉下来了，上面贴着一张手写的告示：“无面粉，暂停营业。”告示是用旧报纸背面写的，字迹潦草，墨水瓶快干了，有些笔画是断断续续的。
店对面的街道上，一个女人正在和一个小贩吵架。小贩面前摆着几个塑料桶，桶里装着一些发黑的土豆。女人的手里攥着几张皱巴巴的钞票，面额很小，加起来可能不到五十叙利亚镑——在几个月前，这些钱够买一袋面包。现在，连一颗土豆都买不到。
“这些土豆是坏的！”女人的声音尖锐，穿透了清晨的冷空气。
“你要好的？去找总统要。他那里有。”小贩的声音里没有愤怒，只有一种麻木的、疲惫的、不想再解释任何东西的冷漠。
女人把土豆扔回桶里，转身走了。她的背影在晨雾中渐渐模糊，像一幅被水浸泡过的素描，线条一点点洇开，消失。
阿卜杜勒转过身，回到店里。烤炉已经彻底凉了。他蹲在炉膛前，用手摸了摸冰冷的炉壁。这块铁他摸了三十多年，从滚烫到温热，从温热到冰凉。他熟悉它的每一种温度。
他站起来，走到柜台后面，拉开抽屉。抽屉里有几张旧照片——他和妻子的结婚照，儿子在小学毕业典礼上的照片，女儿抱着猫的照片。猫已经不在了，女儿嫁到了拉塔基亚，儿子在2017年的炮击中死了。他的妻子在儿子死后的第二年没有再醒来——医生说她是脑溢血，他知道她是心碎了。
他把照片放进一个塑料袋里，系好，塞进外套的内袋。然后他拿起柜台上的那把钥匙，是店门的钥匙。他把钥匙攥在手里，金属的冰凉刺进掌心。
他走到店门口，拉下铁栅栏，用钥匙锁上。
他没有回头。
身后，烤炉彻底凉了。
四
大马士革，哈马德街。上午十时。
这里曾经是大马士革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。商店林立，橱窗里陈列着来自欧洲的时装、来自中国的电子产品、来自土耳其的家具。女人穿着高跟鞋在街上走，男人坐在咖啡馆里吸水烟，孩子们在喷泉广场上追鸽子。
现在，整条街上的大部分店铺都关着门。橱窗玻璃碎了，里面的货架空了，地上散落着碎玻璃和纸屑。喷泉已经不喷水了，水池里积着厚厚的灰尘和一些被丢弃的塑料袋。鸽子不见了。广场上只有几只瘦弱的野狗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。
街角的一家超市门口排着长队。不是购物，是领取救济。几个年轻的志愿者在门口分发酵饼和水，每人限领一份。队伍从超市门口一直延伸到街尾，大约有两三百人。男人、女人、老人、孩子。没有人在笑，没有人在聊天，所有人都在沉默中等待，像一群被遗弃在车站的行李。
一个穿着破旧军装的老人排在队伍的中间。他的军装已经褪色了，肩膀上的军衔被拆掉了，只留下两处颜色略深的布面。他站得很直，不像其他排队的人那样佝偻着背。他的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，袋子里装着几个空水瓶。
“老先生。”旁边一个年轻人凑过来。“你是退伍军人？”
“是。”老人没有转头。
“那你为什么不去退伍军人事务局领补给？那边应该优先。”
老人转过头，看着那个年轻人。他的眼睛浑浊，眼白发黄，但目光很稳。“退伍军人事务局？早就不开门了。那些当官的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”
年轻人沉默了。老人转过头，继续排队。队伍在缓慢地前移，一个人，两个人，三个人。每个人领到的东西都一样——两个发黑的面饼，一瓶水。不够一个人吃一天，但足以让今天不发疯。
轮到老人时，志愿者把面饼和水递给他。他接过来，放进塑料袋里，系好。他转身走了，没有道谢。不是不懂礼貌，是已经没有力气说多余的话了。
五
大马士革，通信部大楼。中午。
阿米尔从值班室走出来，沿着走廊走到设备间。尤素福的工具箱还放在角落里，箱盖上蒙了一层薄薄的灰。没有人打开过它，没有人敢打开它。工具箱的主人也许已经死了，也许还活着，但所有人都默契地维持着一种沉默——仿佛只要不打开箱子，尤素福就还在。
阿米尔蹲下来，用手擦掉箱盖上的灰。露出了下面的划痕和磕碰痕迹。这把箱子跟了尤素福至少二十年，提手被磨得发亮，锁扣换过两次，箱体上的标签换了又贴，一层盖一层，像树的年轮。
他打开了箱子。
熔接机在里面，镜片上还残留着上一次熔接时的灰尘。酒精棉的瓶子空了，盖子没有拧紧。还有一卷光纤跳线、两个备用的电极棒、一把光纤剥线钳、一支手电筒、半包饼干——和一封信。
不是信封，是一张折了两折的纸，夹在工具箱的夹层里。阿米尔把纸抽出来，展开。
纸上的字迹是尤素福的——圆珠笔写的，用力很大，有些笔画把纸都划破了。
“阿米尔：如果你看到这封信，说明我已经不在了。不用难过。我活了六十三年，够本了。工具箱留给你。熔接机还能用，电极棒要换了。饼干是给你的，别饿着。尤素福。”
阿米尔把信重新折好，放进口袋里。
他盖上工具箱，提着它走回了值班室。
他把工具箱放在自己的座位旁边，打开通信界面。在“专家组”的对话框里，他打了一行字：
“尤素福的工具箱在我这里。他留了一封信。说熔接机还能用，电极棒要换了。”
发送。
他没有等回复。他戴上耳机，调出了大马士革全市的通信网络拓扑图。红色的节点比昨天又多了几个。叛军在东部郊区架设了干扰器，几条关键的光纤链路正在遭受持续的攻击。他需要在天黑之前找到备用路由。
值班室的灯还亮着。
六
洛城，临时工作点。2058年12月26日下午。
姚思源坐在办公桌前，面前是灵犀投射出的叙利亚全境态势图。图上的红色像正在蔓延的癌变，从边缘向中心侵蚀，从霍姆斯向大马士革推进，从代尔祖尔向北扩散。唯一还算稳定的区域是沿海的拉塔基亚和塔尔图斯——俄军的安全区，最后的堡垒。
“源哥，韩非子系统刚刚更新了大马士革的人道主义危机评估。目前全市范围内，约有一百二十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。配给量已经降到每人每天不到一千卡路里。按照这个速度，两周后会出现大规模营养不良和相关疾病。”
姚思源盯着那些数字。一百二十万。那是新加坡的总人口，是旧金山的总人口，是洛城的三倍。他们分布在不同的区域，不同的社区，不同的家庭里。他们中有老人，有孩子，有孕妇，有病人。他们中有人在排队领面饼，有人在黑市上卖掉最后一件首饰换一袋面粉，有人在垃圾桶里翻找食物，有人在关门的面包店门口蹲着，不知道明天去哪里。
“灵犀，俄罗斯方面没有行动吗？”
“有。赫梅米姆空军基地的粮食储备已经开始向塔尔图斯转运，但再往大马士革走，路被切断了。俄军提议用直升机空投，但阿萨德政府拒绝了。原因——空投的粮食无法控制分配，可能会落入叛军控制区。”
姚思源闭上眼睛。他想象着那些粮食：堆在仓库里，等待，发霉，被老鼠啃食。而一百二十万人在城市的另一端排队，等待，饿死。
“源哥，阿米尔发了一条新消息。”
姚思源睁开眼睛，看屏幕。
“尤素福的工具箱在我这里。他留了一封信。说熔接机还能用，电极棒要换了。”
姚思源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。
“灵犀，替我给阿米尔回一条消息。”
“内容？”
“工具箱在，人在。灯还在。”
消息发出了。
姚思源靠在椅背上。他看着天花板上的白色灯光。惨白的，没有温度的，和代尔祖尔的夜风、和大马士革的饥饿、和那间值班室里不灭的灯光，来自同一个源头——有人在，灯就亮着。
“源哥。”灵犀的声音变得很轻。“徐艳清又发消息了。她说：‘你还活着吗？给我一个信号。’”
姚思源拿起私人手机，打开微信。
对话框里只有这一行字。没有表情，没有标点，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。只有一句问话，像一个扔进深井里的石子，在等待回声。
他打了一行字：“活着。信号收到。”
发送。
然后他把手机关掉，放进口袋里。
他重新戴上耳机，看着屏幕上代尔祖尔北部那片灰色的区域。那里的基站已经沉默了很长时间了。尤素福也许还躺在那里，也许已经被人收走了，也许正在被风沙掩埋。他不知道。他只知道，总有一天，会有人去那里，把基站重新修好，把灯重新点亮。
不是他。
是另一个人。
一个和他一样的人。
一个和尤素福一样的人。
一个和阿米尔一样的人。
他们还在。
灯还亮着。
2058年12月26日。大马士革，总统府。凌晨。
总统在办公桌前坐了一整夜。没有睡，也没有合眼。面前摊着三份文件——俄罗斯人的撤离时间表、韩非子的大马士革局势预测、以及一份手写的名单。名单上列着二十三个名字：他要在离开之前单独见的人。有军官，有工程师，有地方官员，有一个他叫不出名字的面包店老板——哈立德在报告中提到，那个叫阿卜杜勒·卡里姆的老人在老城市场关店前，把最后六个大饼送给了一个抱孩子的女人。
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见这些人。也许是为了告别，也许是为了确认自己执政的三十二年里，这片土地上的确生活过一些不靠谎言和阴谋活着的人。也许只是为了在飞机起飞之后，闭上眼睛时，脑子里有画面可看。
门被敲响了。不是哈立德——哈立德已经去塔尔图斯了，负责安全局的先期转移。敲门的是办公室主任，一个五十多岁的文职官员，头发花白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镜片后面的眼睛布满血丝。
“总统同志，车准备好了。第一站是粮库。”
总统站起来，把那份名单折好，放进胸前的口袋里。和女儿的信放在一起。心脏的两侧——一边是父亲，一边是总统。他不知道哪一个更重。
走出办公室时，他回头看了一眼。办公桌上那盏台灯还亮着。他没有关。也许下一个坐在这间办公室里的人会关掉它，也许不会。灯亮了这么多年，已经不需要谁来关了。
二
大马士革，粮库。凌晨四点三十分。
粮库位于城市南郊，靠近机场公路。灰色的混凝土建筑，没有窗户，只有几扇厚重的铁门。门口停着三辆军用卡车，引擎在寒冷的夜风中冒着白雾。士兵们站在卡车旁边，手里握着枪，眼睛盯着四周的街道。没有人说话。
总统从车里走下来，粮库主任迎上前。他穿着西装，没有打领带，皮鞋上落满了灰尘，像是在仓库里走了很久。
“总统同志。”他伸出手，总统握了一下。
“还有多少存粮？”
粮库主任沉默了几秒。“理论库存，小麦一万两千吨，大麦三千吨，大米五百吨。但——”
“说实话。”
“账面上的数字。”粮库主任的声音压得很低。“实际库存不到一半。配给系统在霍姆斯陷落后就乱了。卡车的油料不够，司机的出勤率不到百分之四十。有些粮食被截留在路上了，有些——被提前分配了。不是盗窃，是……大家都在给自己留后路。”
总统走到仓库的铁门前。士兵拉开沉重的门闩，铁门吱呀一声打开。里面是一片巨大的空间，堆满了一袋袋的粮食。但在手电筒的光柱中，他看得很清楚——那些粮袋只占了仓库不到一半的空间。空旷的地面上有老鼠在跑，肥硕的，吃得很好。
“剩下的这些，能撑多久？”
粮库主任低下头。“如果只供大马士革，控制配给量，最多三周。”
“三周之后呢？”
没有回答。
总统站在仓库里，冷风从门外灌进来，吹得他的外套紧贴在后背上。他看着那些粮袋，看着那些肥硕的老鼠，看着空旷的水泥地面上自己的影子。影子被手电筒的光拉得很长很长，像一根从黑暗里伸出来的手指。
“从今天开始，配给量减半。所有存粮统一调配，优先供给医院、学校和防御部队。民用配给只发面粉，其他物资暂停。你亲自负责，每天向我报告库存变化。”
“是。”
总统转身走出仓库。身后，铁门沉重地关上了。
三
大马士革，老城市场。上午八时。
阿卜杜勒·卡里姆站在自己面包店的门口，铁栅栏已经拉下来了，上面贴着一张手写的告示：“无面粉，暂停营业。”告示是用旧报纸背面写的，字迹潦草，墨水瓶快干了，有些笔画是断断续续的。
店对面的街道上，一个女人正在和一个小贩吵架。小贩面前摆着几个塑料桶，桶里装着一些发黑的土豆。女人的手里攥着几张皱巴巴的钞票，面额很小，加起来可能不到五十叙利亚镑——在几个月前，这些钱够买一袋面包。现在，连一颗土豆都买不到。
“这些土豆是坏的！”女人的声音尖锐，穿透了清晨的冷空气。
“你要好的？去找总统要。他那里有。”小贩的声音里没有愤怒，只有一种麻木的、疲惫的、不想再解释任何东西的冷漠。
女人把土豆扔回桶里，转身走了。她的背影在晨雾中渐渐模糊，像一幅被水浸泡过的素描，线条一点点洇开，消失。
阿卜杜勒转过身，回到店里。烤炉已经彻底凉了。他蹲在炉膛前，用手摸了摸冰冷的炉壁。这块铁他摸了三十多年，从滚烫到温热，从温热到冰凉。他熟悉它的每一种温度。
他站起来，走到柜台后面，拉开抽屉。抽屉里有几张旧照片——他和妻子的结婚照，儿子在小学毕业典礼上的照片，女儿抱着猫的照片。猫已经不在了，女儿嫁到了拉塔基亚，儿子在2017年的炮击中死了。他的妻子在儿子死后的第二年没有再醒来——医生说她是脑溢血，他知道她是心碎了。
他把照片放进一个塑料袋里，系好，塞进外套的内袋。然后他拿起柜台上的那把钥匙，是店门的钥匙。他把钥匙攥在手里，金属的冰凉刺进掌心。
他走到店门口，拉下铁栅栏，用钥匙锁上。
他没有回头。
身后，烤炉彻底凉了。
四
大马士革，哈马德街。上午十时。
这里曾经是大马士革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。商店林立，橱窗里陈列着来自欧洲的时装、来自中国的电子产品、来自土耳其的家具。女人穿着高跟鞋在街上走，男人坐在咖啡馆里吸水烟，孩子们在喷泉广场上追鸽子。
现在，整条街上的大部分店铺都关着门。橱窗玻璃碎了，里面的货架空了，地上散落着碎玻璃和纸屑。喷泉已经不喷水了，水池里积着厚厚的灰尘和一些被丢弃的塑料袋。鸽子不见了。广场上只有几只瘦弱的野狗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。
街角的一家超市门口排着长队。不是购物，是领取救济。几个年轻的志愿者在门口分发酵饼和水，每人限领一份。队伍从超市门口一直延伸到街尾，大约有两三百人。男人、女人、老人、孩子。没有人在笑，没有人在聊天，所有人都在沉默中等待，像一群被遗弃在车站的行李。
一个穿着破旧军装的老人排在队伍的中间。他的军装已经褪色了，肩膀上的军衔被拆掉了，只留下两处颜色略深的布面。他站得很直，不像其他排队的人那样佝偻着背。他的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，袋子里装着几个空水瓶。
“老先生。”旁边一个年轻人凑过来。“你是退伍军人？”
“是。”老人没有转头。
“那你为什么不去退伍军人事务局领补给？那边应该优先。”
老人转过头，看着那个年轻人。他的眼睛浑浊，眼白发黄，但目光很稳。“退伍军人事务局？早就不开门了。那些当官的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”
年轻人沉默了。老人转过头，继续排队。队伍在缓慢地前移，一个人，两个人，三个人。每个人领到的东西都一样——两个发黑的面饼，一瓶水。不够一个人吃一天，但足以让今天不发疯。
轮到老人时，志愿者把面饼和水递给他。他接过来，放进塑料袋里，系好。他转身走了，没有道谢。不是不懂礼貌，是已经没有力气说多余的话了。
五
大马士革，通信部大楼。中午。
阿米尔从值班室走出来，沿着走廊走到设备间。尤素福的工具箱还放在角落里，箱盖上蒙了一层薄薄的灰。没有人打开过它，没有人敢打开它。工具箱的主人也许已经死了，也许还活着，但所有人都默契地维持着一种沉默——仿佛只要不打开箱子，尤素福就还在。
阿米尔蹲下来，用手擦掉箱盖上的灰。露出了下面的划痕和磕碰痕迹。这把箱子跟了尤素福至少二十年，提手被磨得发亮，锁扣换过两次，箱体上的标签换了又贴，一层盖一层，像树的年轮。
他打开了箱子。
熔接机在里面，镜片上还残留着上一次熔接时的灰尘。酒精棉的瓶子空了，盖子没有拧紧。还有一卷光纤跳线、两个备用的电极棒、一把光纤剥线钳、一支手电筒、半包饼干——和一封信。
不是信封，是一张折了两折的纸，夹在工具箱的夹层里。阿米尔把纸抽出来，展开。
纸上的字迹是尤素福的——圆珠笔写的，用力很大，有些笔画把纸都划破了。
“阿米尔：如果你看到这封信，说明我已经不在了。不用难过。我活了六十三年，够本了。工具箱留给你。熔接机还能用，电极棒要换了。饼干是给你的，别饿着。尤素福。”
阿米尔把信重新折好，放进口袋里。
他盖上工具箱，提着它走回了值班室。
他把工具箱放在自己的座位旁边，打开通信界面。在“专家组”的对话框里，他打了一行字：
“尤素福的工具箱在我这里。他留了一封信。说熔接机还能用，电极棒要换了。”
发送。
他没有等回复。他戴上耳机，调出了大马士革全市的通信网络拓扑图。红色的节点比昨天又多了几个。叛军在东部郊区架设了干扰器，几条关键的光纤链路正在遭受持续的攻击。他需要在天黑之前找到备用路由。
值班室的灯还亮着。
六
洛城，临时工作点。2058年12月26日下午。
姚思源坐在办公桌前，面前是灵犀投射出的叙利亚全境态势图。图上的红色像正在蔓延的癌变，从边缘向中心侵蚀，从霍姆斯向大马士革推进，从代尔祖尔向北扩散。唯一还算稳定的区域是沿海的拉塔基亚和塔尔图斯——俄军的安全区，最后的堡垒。
“源哥，韩非子系统刚刚更新了大马士革的人道主义危机评估。目前全市范围内，约有一百二十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。配给量已经降到每人每天不到一千卡路里。按照这个速度，两周后会出现大规模营养不良和相关疾病。”
姚思源盯着那些数字。一百二十万。那是新加坡的总人口，是旧金山的总人口，是洛城的三倍。他们分布在不同的区域，不同的社区，不同的家庭里。他们中有老人，有孩子，有孕妇，有病人。他们中有人在排队领面饼，有人在黑市上卖掉最后一件首饰换一袋面粉，有人在垃圾桶里翻找食物，有人在关门的面包店门口蹲着，不知道明天去哪里。
“灵犀，俄罗斯方面没有行动吗？”
“有。赫梅米姆空军基地的粮食储备已经开始向塔尔图斯转运，但再往大马士革走，路被切断了。俄军提议用直升机空投，但阿萨德政府拒绝了。原因——空投的粮食无法控制分配，可能会落入叛军控制区。”
姚思源闭上眼睛。他想象着那些粮食：堆在仓库里，等待，发霉，被老鼠啃食。而一百二十万人在城市的另一端排队，等待，饿死。
“源哥，阿米尔发了一条新消息。”
姚思源睁开眼睛，看屏幕。
“尤素福的工具箱在我这里。他留了一封信。说熔接机还能用，电极棒要换了。”
姚思源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。
“灵犀，替我给阿米尔回一条消息。”
“内容？”
“工具箱在，人在。灯还在。”
消息发出了。
姚思源靠在椅背上。他看着天花板上的白色灯光。惨白的，没有温度的，和代尔祖尔的夜风、和大马士革的饥饿、和那间值班室里不灭的灯光，来自同一个源头——有人在，灯就亮着。
“源哥。”灵犀的声音变得很轻。“徐艳清又发消息了。她说：‘你还活着吗？给我一个信号。’”
姚思源拿起私人手机，打开微信。
对话框里只有这一行字。没有表情，没有标点，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。只有一句问话，像一个扔进深井里的石子，在等待回声。
他打了一行字：“活着。信号收到。”
发送。
然后他把手机关掉，放进口袋里。
他重新戴上耳机，看着屏幕上代尔祖尔北部那片灰色的区域。那里的基站已经沉默了很长时间了。尤素福也许还躺在那里，也许已经被人收走了，也许正在被风沙掩埋。他不知道。他只知道，总有一天，会有人去那里，把基站重新修好，把灯重新点亮。
不是他。
是另一个人。
一个和他一样的人。
一个和尤素福一样的人。
一个和阿米尔一样的人。
他们还在。
灯还亮着。